| 闻一多:铮铮傲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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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原名亦多，族名家骅，湖北浠水人，1899年11月24日出生于一个书香世族的家庭。5岁入私塾读书。1910年到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级小学读书。1912年冬，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在清华度过了近十年的求学生涯。19 22年7月，赴美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学院美术系和纽约美术学生联合会接受西洋美术教育。其间对新文学特别是新诗产生浓厚的兴趣，1923年9月，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红烛》。1925年5月，闻一多忍受不了“金元帝国种人的歧视，提前一年结束“流囚 ”生活，先后在北京、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国立临时大学从长沙迁往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一面教书，一面关注时局的发展。1944年初夏 ，向共产党人周新民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周新民请求党组织后告诉闻一多，认为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更有利于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作用。
1945年10月，蒋介石集团在昆明发动军事政变，从此，在昆明国民党反动派与爱国民主力量之间的斗争更为激烈。
1945年11月25日，昆明大中学校学生6000余人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晚会。国民党反动当局动用武力包围校园，。次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竟然编造假新闻，诬指这次集会是土匪骚乱。26日，经民青、民盟和学联商定，发动昆明市3万学生举行总罢课，抗议国民党当局破坏群众集会的罪行。
12月1日，国民党云南地方当局调动武装特务军警，冲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校园，残酷镇压爱国学生，死4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闻一多得知惨案消息后，悲愤已极。在“一二.一”惨案座谈会上，他严正指出：“‘一二.一’暴行是太凶残丑恶，卑鄙无耻了！”比之于当年的“三.一八”惨案，“凶残的程度更进了一步，这是白色恐怖吗？这是黑色恐怖！”闻一多还带领家属子女赴烈士灵堂祭奠，并亲书“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挽联。他同罢联、民青负责人密切合作，全力支持罢联工作，对举行烈士入殓仪式、灵堂布置、成立治丧委员会、法律申诉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
为扩大这次斗争的影响，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1946年3月17日举行“一二.一”四烈士出殡游行和公葬仪式。闻一多参加了主要筹备工作，并对殡仪路祭等问题提出了寓意深刻而又便于操作的意见。他撰写的《“一二.一”始末记》镌刻在四烈士墓园的石壁上。3万人参加的游行队伍所经之处，闻一多始终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1946年6月，蒋介石彻底撕毁政协决议。发动了全面内战。国民党反动当局利用西南联合大学师生复员北上，进步力量减弱的空隙机会，企图一举摧毁昆明的爱国民主力量，特授予云南省警宪特务部门以“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之权。
7月11日夜，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当闻一多于次日清晨五时赶往云大医院时，李公朴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天快亮了吧！” 闻一多流着热泪，不停地反复的说着：“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随后，闻一多与民盟其他同志一起组成李公朴治丧委员会。
这时昆明的气氛异常紧张，盛传下一个暗杀对象就是闻一多。许多朋友劝他应该避一避。还不时有一个“疯女人”闯入西仓坡宿舍院内，进行蛊惑宣传和恶意恫吓。
7月15日上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毅然前往参加。开始报告会没有安排他发言。当李夫人在报告李先生被害经过泣不成声时，混入会场的国民党特务乘机捣乱。此时，闻一多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发表了《最后一次的演讲》。强烈谴责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的罪恶行径
当天下午，闻一多又赶赴《民主周刊》社，参加民盟为李公朴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五时许，在返回西仓坡宿舍途中，惨遭国民党特务多人狙击身亡，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负重伤。 |
闻一多哀亡国蓄须八年 抗战胜利日先去理发馆
主持人：作为诗人、美术家、学者的闻一多，短暂的一生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他一生把“爱”看成是诗人的天赋，而一旦这种爱冲出了书斋，他就成了一位斗士，他的生命也就成了一篇真诚、刚烈的诗篇。
闻一多，著名诗人。他的新诗曾一度影响了二十年代的诗风。他提倡新诗要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在论文《诗的格律》中表示，诗人应“戴着脚镣跳舞”。
闻一多同时还是一位美术家、学者。1932年被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他醉心中国古典文学，沉浸在书斋里，学术研究从唐诗发端，涉及诗经、楚辞、上古神话等领域。
因为不满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拍案而起，呼吁民主，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闻一多是一位浪漫的诗人，他会把讲课变成一个充满诗意的过程。所以他把上午的课换到了晚上。七点多钟，电灯已经亮了，闻一多穿着深色长衫，抱着几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稿抄本，昂然走进教室。学生们起立致敬又坐下之后，闻一多也坐下了；但并不马上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和蔼地一笑：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不会有谁真的接受这绅士风味的礼让。于是，闻一多自己点了一支，长长的吐出一口烟雾后，用非常舒缓的声腔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
闻一多学生闻山：他那个男中音，我有在一篇文章里边写到，他像那个中提琴那个男低音，非常好。
闻一多学生秦泥：他每次上课的时候学生很多，除了本系的以外，外系的、甚至是外校的都来听，窗外窗里都站满了人，除了座位以外。
有时讲得兴致盎然，闻一多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光洒满校园的时候，才带着清凉的露水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 。
“红烛啊！这样的红烛！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闻一多在20年代先后出版的《红烛》和《死水》二部诗集，成就了他在中国诗坛的地位。这位以模仿梁启超的文笔而获得作文高分的清华学生，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便投入了胡适所倡导的用白话文写新诗的创作中，而且自认为白话新诗的成就要远远超过胡适。梁实秋曾称赞闻一多是“清华现在惟一的诗人”，说他“满脑子都是诗”。在美国留学期间，面对内忧外患的祖国，激情难抑的闻一多写下《醒呀》《七子之歌》等大量的爱国主义诗篇。
闻一多学生李晓：他有句名言，说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是最能反映他思想感情的一句话，也是他终身实际上做的这句话。
闻一多从结婚时起就着手实施“诗化家庭”的计划，即使在后来物质生活异常困苦的抗战岁月里，诗化家庭的活动也不曾中断过。
闻一多二子闻立雕：我们四个人都坐在旁边，他一篇一篇讲，跟讲课似的。而且讲的中间，你说这什么意思，然后让我们说一说。说完之后，他就讲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一篇一篇地给我们讲，讲完之后呢让我们还要背。
闻一多三子闻立鹏：在他写作累的时候，晚上他把我们叫到一块，完了让我们挨个背。
闻一多二子闻立雕：他一般的是什么情况呢，都是靠在床上，背后搁个枕头坐在那儿。他半靠在那儿讲，我们在旁边坐着。然后呢孩子们就轮流地一个一个给他捶腿，后来就背的时候你们好好背，看谁能会背，背不下的要罚你们捶腿，多捶一百下。
闻一多是湖北浠水人，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在清华园里他写新诗，演戏剧，搞美术，整整学习生活了十年。1922年赴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学习美术，为此他成了清华历史上第一个到国外攻读西洋美术的毕业生。1932年闻一多回到了母校，被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出名是因为他写新诗，他的专业是美术，现在要他教中国古典文学，而和他同时被聘为教授的有陈寅恪、朱自清这样的著名学者，这种背景让闻一多自己备感压力。
闻一多二子闻立雕：清华因为是留美学校，你去了到美国去你不是学中文去的。所以它是工科啊，或者是什么其他课程到美国学去，又是美国人在这儿出钱办的，用美国钱办的，所以它重视其他的课程就是不重视中文课。而我父亲恰恰就对中文很有兴趣，在清华的时候他自己就利用很多时间来读书。每一年的暑假他都回到家乡去，要读两个月的古书，所以他把他的书房叫做“二月庐”。闻一多是自学成才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讲搞中文的中国文学的。
闻一多手书“国立武汉大学”
闻一多是浠水人，清华毕业后一直在南京工作。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在武昌中山大学的基础上落成，他放弃了南京的舒适生活来任教，一直到1930年辞职，这是他在武汉呆得最久的一次。
1928年任武大文学院院长时的闻一多。
如今武昌街道口的武大校门。
闻一多来武大后任文学院院长，为武大文学院的学科建设作出很多贡献，武大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他首设的。
在武大，闻一多完成了从一名诗人向学者的转变。以前他主要写诗，但在武大他的主要精力不在创作，而是学术，发表了很多学术专著。
但武大最终没能留住闻一多。一个叫刘华瑞的教授撰文研究江汉文化，内容却只局限于太极拳，遭闻一多批评，刘华
瑞便鼓动学生搞人身攻击，闻一多觉得无聊，愤而辞职。其实这一事件只是他离去的导火线，武大当时严重的派系斗争才是根本原因。
这一走他就再没有回来。后来的武大人非常怀念他，很多地方至今仍有着他的身影，如“珞珈山”原本叫“罗家山”，改名“珞珈山”是出自闻一多的灵感，武昌街道口和武大新校门上“国立武汉大学”六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是他的书法，70多年前武大的三角校徽和圆形火炬的设计和篆字，也均出自闻一多之手，这些实物，无不时时勾起人们对闻一多的缅怀和崇敬。
1946年7月15日 闻一多与李公朴亲密无间，悼念朋友，自己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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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一多在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门前，对未来充满希望 |
闻一多是湖北省浠水县人，早年赴美留学学习美术，同时进行文学研究和诗歌创作。
闻一多个性刚直，有嫉恶如仇的气概，但是缺乏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的斗争经验。在他看来，越是好朋友，越不能容忍有什么错误。1945年春，有人造谣说：“李公朴已被收买，即将赴渝出任要职。”一天下午，李公朴正巧到闻一多家，吴晗、楚图南也在那里。闻一多就拍着桌子质问他：“为什么出卖民盟？”李公朴进行了辩解。但是，在火头上，闻一多没有听进去。李公朴一怒之下也走了。当晚，李公朴找到张光年，告诉他这件冤案。张光年第二天找到闻一多。闻一多没有等张光年讲完，就真诚地说：“我们错了！我们向公朴道歉！”
1945年4月，李公朴的北门书屋翻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不料，有人拨弄是非说，北门书屋偷着翻印别人的东西，只顾自己赚钱。闻一多听后受不了，他当着李公朴的面说：“办书店可以，不能有‘书商行为’。”两人大吵一场。过后，冯素陶约了楚图南一起去看望闻一多，告诉他秘密翻印的是毛泽东的著作。闻一多听了，马上说：“哦！那是我的不对了，错怪了公朴。”一把拉着他们一起去向李公朴道歉。闻一多一进门就先说：“公朴，我又错怪了你，现在来登门道歉。”李公朴马上迎上去，两个战友紧紧拥抱着。
1946年7月11日，爱国民主战士、民盟早期领导人李公朴惨遭杀害，闻一多处境极端危险，但他置生死于度外，参加7月15日为挚友李公朴举行的追悼会，并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几个小时后，闻一多也悲壮地倒在敌人的枪声下，为自己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朋友洒尽了最后一滴血，年仅47岁。
（人民网资料） |
闻一多治印的故事
有人把闻一多六十年前所刻印章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前夕捐赠给有关部门。中新社消息说，这枚玉石印章的边款，用行草刻著一百二十六个字：「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临也。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於昆明之西仓坡寓庐。」消息称这是一封抗战「家书」。
这是闻一多为孙毓棠刻的一枚篆章。孙是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日留学。抗战爆发后，两人同在西南联大执教，是亦师亦友的「忘年交」。抗战胜利后，闻推荐他到牛津大学做客座教授。这段边款文字，其实就是一段临别赠言。把它看成是一封特殊形式的「家书」，固然未尝不可；但是，治印者利用边款记录时事友情抒发胸中感慨，则是篆刻艺术的主要特徵之一，现在青年人对此大多不甚了了。闻先生治印边款留言者甚多。譬如他在一九四四年底送给华罗庚一方图章，边款写著：「甲申岁晏，为罗庚兄治印兼为之铭曰：顽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於牙章，雅於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也是夹叙夹议，感慨良多。华罗庚后来在《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中说：「在几十年迁徙辗转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著它，每当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难之交的革命情谊成为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
闻一多治印，主要是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是时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国人民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灾难之中。闻一多虽是一名教授，所拿薪水却无法养活家人，不得不挂牌治印补贴家用。他在一封信中说：「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从一九四四年四月到一九四六年七月，闻一多留下一千四百多方印谱，可见其治印之勤，更可见其家庭经济状况之窘迫。他的印章艺术价值很高。浦江清特别撰写过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称他是「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季镇淮《闻一多年谱》记载说，浦江清教授曾经专门解释过这两句话，说：「黄济叔是明代刻印名家，其为人长髯飘洒，喻闻先生之风度；程瑶田清代经学名家，兼长篆刻，以之拟闻先生最为恰合。」这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由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等十多位教授联合签名，名噪一时。
闻一多治印是为了补贴家用，但是他治印从来没有影响自己的教学。他在清华，研究学问就很认真。赵俪生《篱槿堂自叙》说「他一回到清华就拚命下功夫，许多蝇头细字的读书笔记都是在新南院写出来的」。西南联大南迁之时，文学院曾经在南岳衡山山腰圣经书院旧址上课，宿舍紧张，闻一多一度与钱穆、吴宓、沈有鼎四人合居一室，只见他从容自若，一丝不苟潜心学术研究，认真读书备课。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回忆此事说：「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生活艰难却研究不懈，一九四四年终於完成学术专著《楚辞校补》，出版后被学术界公认为文献研究中的力作。这种敬业精神，令人神往。
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序》中说：「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治印也反映出他这种形象。陈明远《文化人与钱》有一章《闻一多的经济生活》，其中说到在昆明学生运动遭到镇压以后的一件事。「一二．一」惨案的祸首李宗黄，竟然附庸风雅，请闻一多刻印，说明两日之内刻好，润例优厚。闻一多根本不予置理，将石料原样退回。这就惹恼了特务，公然把大街上代闻一多治印收件的商店招牌砸烂，以此泄愤。他自己常用的闲章之中，有一枚文曰「叛徒」。他给人题词，常常盖这方印章。别人问他为什麼叫「叛徒」？他说：「我要做一个旧世界的叛徒！」这不正是一个正气凛然的斗士麼！
上世纪40年代，在昆明联大当教授的闻一多先生，薪水不足以养家，妻子多病，家里孩子多，生活难以维持。他曾到中学兼课挣钱以补贴家用。但只教了一年就被学校以“向学生散布民主自由思想”的罪名开除。朋友出主意：刻印章。
于是，昆明市的市面上，便出现了闻一多治印的“润例”。不过靠熟人弄来的小生意几乎挣不到钱。情急之下，闻一多备了一张桌子，打算去设摊。
闻一多的印摊只摆了一天，就被人劝了回来。可是不摆摊，一家人怎么生活？最后，校长梅贻琦联络朱自清、沈从文等11名教授，联名在报纸上为闻一多刊登刻印广告，让他在家里“设点”代人刻印。
广告定了“金石润例”之条例：“石章1200元，牙章每字3000元，边款每分字作一字计，过大过小加倍。”
昆明人有收藏象牙章的爱好，加之又是大学教授出手刻印，生意便源源而来。两年多，闻一多在印谱上留下了1400多方印。久而久之，闻一多手指头起了大疙瘩，眼睛也花了。闻一多便自我解嘲：“我是一个手工业劳动者。再苦也得刻呀！”
回答者：天天在寻找 - 秀才 三级 3-19 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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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
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
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
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
谁的心里有尧舜的心，
谁的血是荆轲聂政的血，
谁是神农黄帝的遗孽。
告诉我那智慧来得离奇，
说是河马献来的馈礼；
还告诉我这歌声的节奏，
原是九苞凤凰的传授。
请告诉我戈壁的沉默，
和五岳的庄严？又告诉我
泰山的石溜还滴着忍耐，
大江黄河又流着和谐？
再告诉我，那一滴清泪
是孔子吊唁死麟的伤悲？
那狂笑也得告诉我才好，——
庄周，淳于髡，东方朔的笑。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
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
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
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
一句话
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
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这话叫我今天怎样说？
你不信铁树开花也可，
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
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
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
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回答者：khgfjdfxh - 秀才 二级 3-21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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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夏，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国。走下海轮，诗人难以抑制心头的兴奋，把西服和领带扔进江中，急切地扑向祖国怀抱。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无边的黑暗和奇耻大辱……
放眼家国故园，山河破碎，风雨如磐，豺狼当道，列强横行，祖国母亲被瓜分割占……诗人悲愤地写下了诗歌《发现》，并旋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
“七子”是指当时被列强霸占的七块土地，澳门只是“七子”之一。祖国母亲被掠去的七子分别是香港、澳门、台湾、九龙、威海卫、广州湾和旅大（旅顺大连）。
历史不会忘记1842年那个屈辱的8月，清政府官员卑躬屈膝，登上停泊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康华丽”号，在荷枪实弹的英国士兵环视下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从此拉开。
1860年，中英签署《北京条约》，英国割占九龙半岛南端；1898年，清政府被迫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香港的姐妹”九龙半岛其余部分划为“新界”，租给英国99年。
1887年，中葡签署《友好通商条约》，在明代中叶以“晾晒货物”为名获准在澳门居留的葡萄牙人从此强据了“莲花宝地”澳门。
1895年，中日签署《马关条约》，“东海的一串珍珠”宝岛台湾割让日本，与她同时被割让的还有渤海湾畔的“孪生兄弟”旅顺和大连。
1898年，中英签署订租威海卫专条，“防海的健将”威海卫租借英国25年。
1899年，中法签署广州湾租借专条，“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广州湾被租让给法国。
到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已在中国土地上强行开辟商埠上百处，在10多个城市划定租界20余处。“中华七子”在英、法、日、俄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淫威下四散飘零。有一首诗代表了当时爱国志士们的心境：“沉沉酣睡我中华，哪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
七子尽泪下，诗人独悲歌。闻一多目睹“国疆崩丧，积日既久”，有感于神州故土“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因择其中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
激荡在诗行间的热爱祖国、热盼统一的浓烈情感立即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位姓吴的青年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写道：“余读《七子之歌》，信口悲鸣一阙复一阙，不知清泪之盈眶。读《出师表》、《陈情表》时，故未有如是之感动也。”
被列强掳去的“中华七子”，是民族罹难、国家浩劫的象征。它表明：“国弱民受辱”、“落后就要挨打”；它警示国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挺身而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上下求索，谱写了一首首恢弘壮丽的历史诗篇。
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追求统一的意志汇成不可阻挡的洪流。1930年10月，中国收回威海卫；1945年，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10月25日，日本在台湾的最后一任总督安藤利吉在台北中山堂向中国政府递交投降书，台湾从此重归中国版图。与此同时，广州湾、旅顺和大连也相继回到祖国的怀抱。
祖国大地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闻一多之子说：“愿父亲九泉下有知，与我们同乐”
精诚所至，金石能开
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闻一多《七子之歌·诗序》
“中华七子”命运的历史性转折发生在1949年金秋的北京。在这块曾被八国联军烧杀掳掠的土地上，毛泽东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结束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幕惨痛的悲剧。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8年，中国宣布实行改革开放，国力蒸蒸日上。强盛的社会主义中国跃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实现祖国统一的呼声响遏行云。
“不能将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个世纪。”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中华民族喊出了洗雪耻辱的最强音！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明确表示，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
邓小平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坐落在香港维多利亚海湾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世瞩目的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隆重举行。6月30日23点59分，英国蓝底米字国旗和绘有皇冠狮子米字图案的英治港旗缓缓降落，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宣告结束；7月1日零时零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盛开着紫荆花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徐徐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交接仪式后，查尔斯王子和刚刚去职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在茫茫夜色中，登上即将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皇家游轮，驶离香港。轮船起锚处，正是154年前第一任港督璞鼎查登陆香港的地点。
两年之后，中华民族以又一个洗雪耻辱的时刻迎接新世纪的到来。1999年12月19日夜，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内灯火通明。23时58分，绿色的葡萄牙国旗和澳门市政厅旗像帆一样滑落，20日零时零分，五星红旗和绿色带有莲花图案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准时升起。中葡两国政府在这一刻完成了澳门政权的交接。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在澳门回归之夜，闻一多先生的子孙四代共20多人团聚在北京门头沟的家中，举行家祭，庆贺澳门回归祖国。家中对联高悬：“百年诞辰红烛燃遍举酒慰英灵，九九归一死水微澜昂首新世纪”，横批“澳门回家”。
闻一多之子闻立雕说：“父亲期盼骨肉团聚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愿父亲九泉下有知，与我们同乐。”
新世纪梦想：祖国的完全统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闻一多的次子（原中宣部宣传处处长）闻立雕先生讲述：父亲对我们子女要求特别严，有两条让我记忆犹新，一条是不能自私自利，一条是不准撒谎。我小的时候贪玩，有一次父亲发现我没做作业，便拿鞋底子打我。后来我的胃病犯了没有回家吃饭，父亲便派保姆端着一杯牛奶送到学校让我喝了，父亲放心不下，就拄着拐杖拿着药，到学校要求我把药吃了，我当时觉得很丢人，所以犟劲就上来了，说什么也不吃药，不料父亲的犟劲也上来了，训了我一通，并在他的监督下，我不得不屈服地把药喝了。但最令我难忘的是，一次父亲在家起草文件的时候，小妹不听话，影响了父亲的工作，被父亲在屁股上拍了两下，我知道后，不知从那儿来的一股劲，直接闯进屋里，冲着父亲说，你是讲民主的，为什么在家不讲民主呢？你怎么动手打人呢？……说完扭头就出去了。过一会儿，父亲出来了，我以为他要训我，结果出乎预料的是，他对我说：爸爸过去就是受这样的教育，我的父母就这么打我，所以我也这么对我的儿女，爸爸错了，希望你们以后长大了，有孩子的时候不要学我这样打他们。父亲的这番话，使我原来的那股勇气全没了。父亲在我眼前，顿时高大了，他是我们可敬的父亲。
现离休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岗位的闻一多的三子闻立鹏讲述:
闻一多在年轻的时候去国外三所美术学院学习绘画艺术，曾为徐志摩的《猛虎集》设计封面，至今仍很前卫。那时家庭人口较多，生活困难，所以闻一多学会了利用业余时间刻图章的技术，一方面把刻图章当做艺术品，另一方面作为商品可以收点钱，改善家里的生活。那时我同父母住在一起，有时一觉醒来，看着父亲披着衣服在刻图章的背影，尤其是后来眼睛花了，他就脸贴桌子借助放大镜吃力地刻着，久而久之，这个背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父亲的背影对我最终走上艺术道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闻一多步行入滇
1938年2月19日，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在韭菜园对经书院临时大学召开出发誓师大会，会后即告别了三湘大地。临时大学师生入滇的路线有三条，最艰苦的一路，是由湖南出发，徙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了。他们将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步行了3600里。
初春阴雨绵绵，二百多名中国学子，脚踏草鞋，行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头几天还有人打伞，可细雨似乎永无停止地下着，为了行走方便，大家将油布伞往背后一搁，不撑了。棉衣湿透了，到宿营地拢一堆火烘干，第二天再穿。走到桃源县小丘陵地带时，淡淡的薄雾在一望无际的山丘、桃林间飘忽。学生们不由问道：“闻先生，当年陶渊明写的那个《桃花源记》，是不是就是这里？”闻一多莞尔一笑：“那是一个古代的传说故事，不一定是真的是作者所见所闻。不过，在陶渊明时代，这里已经是相当偏僻的地方了；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比这个世外桃源还远十万八千里呢！”在这二百多人的行军队伍中闻一多始终是极其独特的一员——不穿军装，不穿短袄，一路上总是套着那件灰布长衫。无论队伍走到什么地方，人们始终看得见后头跟着一位穿长衫的教书先生。
这年闻一多则好四十岁。他的经历，在他那人岁数的知识分子中间，是很有代表性的。“五四”时期他是清华的学生领袖之一，1922年赴美国留学，回国后成了著名的“新月诗人”和大学教授，怎么放着火车、轮船不坐，和我们一起受这份罪？“闻一多笑笑说：”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